她把一瓶5块钱的辣椒酱做成与茅台齐名的品牌;
她每天卖出130万瓶辣椒酱，一年销售额高达25亿，每瓶辣椒酱或许赚9角5分;
她15年只贷过一次款，她的财务只有两笔最简单的账：进来几多，出去几多;
她15年来历来没有改变过商业交易规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她目不识丁，她面对自己名字的三个字不绝摇头：“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庞大了。”
凌晨3点，从贵阳龙洞堡机场出来，门路两旁的大部分树木楼房都湮没在黑夜中。唯一还亮着的，是一栋高楼顶上“老干妈”三个红色的霓虹灯字，它背后，是一排灯火通明的厂房。
每一天，这里都会生产出约莫130万瓶辣椒酱，由始终期待在厂区的卡车拉走进入销售渠道，然后迅速被发往中国各地的巨细超市，以及遍布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娃哈哈贵州分公司一位渠道经理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它最大的意义是提高了华人对辣椒的接受度和依存度，改变了华人的口味。”
贵阳老干妈风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邦银告诉理财周报记者，今年“老干妈”销售额预计为25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凌驾4亿元。
62岁的陶华碧和她的家族拥有“老干妈”凌驾90%的股权，她是这个“辣椒酱帝国”金字塔尖上的女皇。
11月22日晚，在贵阳小十字的一间咖啡馆里，“老干妈”总经理谢邦银和董事长办公室主任王武接受了理财周报记者采访。
“董事长授权我们回覆一些问题。”他们特意强调了这一点。在整个采访历程中，这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很是谨慎，对任何涉及到陶华碧个人的问题总是斟酌再三才会回覆。
“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用饭”
陶华碧对通常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敷的学生，分量不但没减反还特别多些”。
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206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丈夫病重期间，陶华碧曾到南方打工，她吃不惯也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了许多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经过不绝调配，她做出一种“很好吃”的辣椒酱，这就是现在“老干妈”仍在使用的配方。
丈夫去世后，没有收入的陶华碧为了维持生计，开始晚上做米豆腐(贵阳最常见的一种廉价凉粉)，白天用背篼背到龙洞堡的几所学校里卖。
由于交通未便，做米豆腐的原质料其时最近也要到5公里以外的油榨街才华买到。每次需要采购原质料时，她就背着背篼，赶最早的一班车到油榨街去买。由于那时车少人多，背篼又占地方，驾驶员经常不让她上车，于是她大大都时候只好步行到油榨街，买完质料后，再背着七八十斤重的工具步行回龙洞堡。由于终年接触做米豆腐的原料——石灰，到现在，她的双手一到春天还会脱皮。
1989年，陶华碧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说是个餐馆，其实就是她用捡来的半截砖和油毛毡、石棉瓦搭起的‘路边摊’罢了，餐厅的背墙就是公干院的围墙。”其时餐馆的“老主顾”韩先生20年后对这个餐馆的影象依旧清晰。
陶华碧做的米豆腐价低量足，吸引了四周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经常惠顾。久而久之，就有不少学生因为无钱付账，赊欠了许多饭钱。陶华碧通过了解，对通常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我的印象是她只要碰上钱不敷的学生，分量不但没减反还特别多些。”韩先生回忆道。
在“实惠饭店”，陶华碧用自己做的豆豉麻辣酱拌凉粉，许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要买一点麻辣酱带回去，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她的麻辣酱。厥后，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做几多都不敷卖。
有一天中午，陶华碧的麻辣酱卖完后，吃凉粉的客人就一个也没有了。她关上店门去看看别人的生意怎样，走了十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发明每家的生意都很是红火，陶华碧发明了这些餐厅生意红火的配合原因——都在使用她的麻辣酱。
1994年，贵阳修建环城公路，昔日偏僻的龙洞堡成为贵阳南环线的主干道，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日渐增多，他们成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陶华碧近乎本能的商业智慧第一次发挥出来，她开始向司机免费赠送自家制作的豆豉辣酱、香辣菜等小吃和调味品，大受接待。
货车司机们的口头流传显然是最佳广告形式，“龙洞堡老干妈辣椒”的名号在贵阳不胫而走，许多人甚至就是为了尝一尝她的辣椒酱，专程从市区开车来公干院大门外的“实惠饭店”购置陶华碧的辣椒酱。
关于这些慕名登门而来的客人，陶华碧都是半卖半送，但渐渐地来的人实在太多，她感受到“送不起了”。1994年11月，“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姿食品店”，米豆腐和凉粉没有了，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
尽管调解了产品结构，但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旧供不应求。龙洞堡街道效劳处和贵阳南明区工商局的干部开始游说陶华碧，放弃餐馆经营，办厂专门生产辣椒酱，但被陶华碧爽性地拒绝了。
陶华碧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小店关了，那这些穷学生到哪里去用饭”。“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说，让人基础接不下去话，并且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时任龙洞堡街道效劳处副主任的廖正林回忆其时的情景说。
让陶华碧办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受其照顾的学生都加入到游说“干妈”的行动中，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屋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
“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照旧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是现款现货，“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可欠我一分钱”。从第一次买玻璃瓶的几十钱，到现在日销售额过千万始终坚持。
刚刚建立的辣酱加工厂，是一个只有40名员工的简陋手事情坊，没有生产线，全部工艺都接纳最原始的手工操作。
“老干妈”员工回忆说，其时捣麻椒、切辣椒是谁也不肯意做的苦差事。手工操作中溅起的飞沫会把眼睛辣得不绝的流泪。陶华碧就自己入手，她一手握一把菜刀，两把刀抡起来上下翻飞，嘴里还不绝地说：“我把辣椒当成苹果切，就一点也不辣眼睛了，年轻娃娃吃点苦怕啥。”
在老板的带动下，员工们也纷纷拿起了菜刀“切苹果”。而陶华碧身先士卒的价钱是肩膀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10个手指的指甲因恒久搅拌麻辣酱现在全部钙化。
很快陶华碧发明，她找不到装辣椒酱的合适玻璃瓶。她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但其时年产1.8万吨的贵阳二玻基础不肯意搭理这个要货量少得可怜的小客户，拒绝了为她的作坊定制玻璃瓶的请求。
面对贵阳二玻厂长，陶华碧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商业谈判”：“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后，双方告竣了如下协议：玻璃厂允许她每次用提篮到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其余免谈。陶华碧满意而归。
其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当初这份“协议”，日后成为贵阳第二玻璃厂能在国企倒闭狂潮中屹立不倒，甚至能生长壮大的唯一原因。
“老干妈”的生产规模爆炸式膨胀后，相助企业中不乏重庆、郑州等地的大型企业，贵阳二玻与这些企业相比，并无本钱和质量优势，但陶华碧历来没有削减过贵阳二玻的供货份额。现在“老干妈”60%产品的玻璃瓶都由贵阳第二玻璃厂生产，二玻的4条生产线，有3条都是为“老干妈”24小时开动。
作坊时代的“老干妈”虽然产量很小，但光靠龙洞堡周边的凉粉店已经消化不了，她必须开拓另外的市场。陶华碧第一次感受到经营的压力。
陶华碧用了一个“笨步伐”：她用提篮装起辣椒酱，走街串巷向各单位食堂和路边的商店推销。
一开始，食品商店和单位食堂都不肯接受这瓶名不见经传的辣椒酱，陶华碧跟商家协商将辣椒酱摆在商店和食堂柜台，卖出去了再收钱，卖不出就退货。商家这才肯试销。
一周后，商店和食堂纷纷打来电话，让她加倍送货;她派员工加倍送去，竟然很快又脱销了。陶华碧开始扩大生产，她给二玻的厂长毛礼伟打了一个的电话：“我要一万个瓶子，现款现货。”
无论是收购农民的辣椒照旧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是现款现货，“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可欠我一分钱”。从第一次买玻璃瓶的几十元钱，到现在日销售额过千万始终坚持。“老干妈”没有库存，也没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只有高达十数亿元的现金流。
“这三个字太难了，太庞大了”
陶华碧的影象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工具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着，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建立，工人增加到200多人。陶华碧要做的不再仅仅是带动剁辣椒，财务、人事种种报表都要她亲自审阅，工商、税务、城管等许多对外事务都要应酬，政府有关部分还经常下达文件要她贯彻执行。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要加入政府主管部分召开的种种集会，有时还受命上台谈话。
从步队转业到206地质队汽车队事情的宗子李贵山得知她的难处后，就主动要求告退来帮母亲。虽然此时的陶华碧已是小有名气的生意人，但她照旧觉得李贵山辞掉“铁饭碗”来资助她是“秀才落难”，故尽力阻挡，无奈之下，李贵山只能“先斩后奏”，先辞掉事情才找到陶华碧，成为“老干妈”的第一任总经理。
有高中文化的李贵山，帮陶华碧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文件。一个读，一个听。听到重要处，陶华碧会突然站起来，用手指着文件说：“这个很重要，用笔划下来，马上去办。”
王武和谢邦银介绍，陶华碧的影象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工具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着，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需要签字的文件，陶华碧就在右上角画个圆圈——这是她从电视里看来的。李贵山觉得这样很不宁静，他在纸上写下“陶华碧”三个大字，让母亲没事时练习。陶华碧对这三个字看了又看，一边摇头，一边为难地叹息：“这三个字，好打脑壳哦(贵阳话：太难了)!”但为了写好自己的名字，她像小孩子描红一样一笔一划地整整写了三天。
有人问她练字的感受，陶华碧用她的“特色语言”总结说：“比剁辣椒难、比剁辣椒难”。三天后，当她终于“描”会了自己的名字时候，兴奋得请公司全体员工加了一顿餐。
直到现在，“陶华碧”是陶华碧认识的仅有3个字。
“我自己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
“老干妈”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只有5个部分，陶华碧下面就是谢邦银和王武，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因为总要扑到一线拼命。
1998年，在李贵山的资助下，陶华碧制定了“老干妈”的规章制度。理财周报记者没能获得这份制度的原文，但谢邦银说他们没有员工手册，所谓的规章制度其实很是简单。只有一些诸如“不可偷懒”之类的句子，更像是尊长的教诲而非员工必须执行的制度。
就靠这样一套如美国宪法般没悔改一个字的简单制度，“老干妈”11年来始终坚持稳定，公司内部历来没有传出过什么问题。
“陶华碧有自己的一套，你可以叫作‘干妈式治理’。”贵州大学讲师熊昉曾作为记者多次采访过陶华碧，他说：“好比龙洞堡离贵阳市区比较远，四周也没什么用饭的地方，陶华碧决定所有员工一律由公司包吃包住。从当初200人的小厂开始，‘老干妈’就有宿舍，一直到现在2000人，他们的人为福利在贵阳是顶尖的。”
在陶华碧的公司，没有人叫她董事长，全都喊她“老干妈”，公司2000多名员工，她能叫出60%的人名，并记着了其中许多人的生日，每个员工结婚她都要亲自当证婚人。
除此之外，陶华碧还一直坚持她的一些“土原则”：隔三岔五地跑到员工家串门;每个员工的生日到了，都能收到她送的礼物和一碗长寿面加两个荷包蛋;有员工出差，她像送子女远行一样亲手为他们煮上几个鸡蛋，一直送到他们出厂坐上车后才转身回去;贵州过年过节时，有吃狗肉的习俗，陶华碧特地建了个养狗场，长年累月养着80多条狗，每到冬至和春节就杀狗供全公司聚餐。
除了“干妈式”治理之外，陶华碧在公司结构设置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老干妈”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只有5个部分，陶华碧下面就是谢邦银和王武，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因为总要扑到一线拼命。
1998年开始，陶华碧把公司的治理人员轮流派往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地，让他们去考察市场，到一些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的治理经验。她说：“我是老土，但你们不要学我一样，单位不可这样。你们这些娃娃出去后，都给我带点文化回来。”
2005年，李贵山离开总经理岗位，总经理职位空悬了一阵后，职业经理人王海峰上任，现任总经理谢邦银时任总经理助理。而理财周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李贵山在“下课”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挂名，不再加入公司治理。
“老干妈”的治理团队，或许是中国目前大型企业中最神秘的一支，陶华碧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可接受外界采访。坊间对这支团队的评价大致为：忠诚、勤勉、低调。而其宗子李贵山离职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谜。
“政府也很困难，我们不借了”
创业期间，陶华碧历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唯一的贷款是在她兴旺之后，银行不绝托人找上门来请她贷款，却不过情面才勉强贷的。
2001年，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陶华碧准备再建一处厂房。其时，公司大部分资金都压在原质料上，有人建议她找政府寻求资助。南明区委很重视，立即协调建行给她贷款。协调好以后，区委办给她打来电话，让她到区委洽谈此事。
陶华碧带上会计来到区委，乘电梯到区长办公室所在的三楼。因为电梯很旧，门已经坏了，陶华碧走出电梯时，一不小心被电梯门挂住了衣服摔倒在地。
陶华碧爬起来后，随行人员以为她要生机，谁知她却说：“你们看，政府也很困难，电梯都这么烂，我们不借了。”
随行人员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她却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向政府借钱(编注：陶华碧不知道政府协调银行贷款是什么意思，以为就是向政府借钱)，给国家添麻烦。真不借了，我们回去。”
创业期间，陶华碧历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唯一的贷款是在她兴旺之后，银行不绝托人找上门来请她贷款，却不过情面才勉强贷的。贵阳市商业银行的一位事情人员说，陶华碧对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就是想找我点利息钱嘛。”
“难道我还要怕假货吗”
孙国强现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能和陶华碧顺畅地交流，可以用很是直白的话把一些经济学的工具说的让陶华碧能听懂，还愿意照着做，陶华碧生长历程中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可能都受过孙国强的影响。
随着企业不绝生长，“老干妈”品牌广为人知。可是，“人怕着名猪怕壮”。工具好卖了，仿冒自然而然就泛起了。
“老干妈”建立初期，李贵山就曾申请注册商标，但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以“‘干妈’是常用称呼，不适相助为商标”的理由驳回。这给了仿冒者可乘之机。
全国各地陆续泛起50多种“老干妈”，陶华碧开始花大力气打假。派人四处卧底视察，每年拨款数百万元建立了贵州民营企业第一支打假队，开始了在全国的打假。
但仿冒的“老干妈”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出一茬，特别是湖南“老干妈”，商标和贵州“老干妈”险些一模一样。
陶华碧这次犯犟了，她不依不饶地与湖南“老干妈”打了3年讼事，从北京市二中院一直打到北京市高院，还数次斗法于国家商标局。此案成为2003年中国十大典范维权案例。
2000年8月10日，一审法院认定，贵阳老干妈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姿豆豉具有一定的历史历程，湖南老干妈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其停止使用并销毁在未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前与贵阳老干妈公司相近似的包装瓶瓶贴，并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这意味着两个“老干妈”可以同生共存。这是陶华碧无法接受的，她很快提起上诉。
其间有许多人劝陶华碧放弃讼事，但陶华碧面对前来劝解的人就一句话：“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干妈’，他们是崴货(贵州话：假货)，难道我还要怕崴货吗?”
最终陶华碧和湖南老干妈的讼事，在两位黔籍官员：时任贵阳市市长孙国强和其时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尽力斡旋下，贵阳老干妈终于击败了湖南的“老干妈”。2003年5月，陶华碧的“老干妈”终于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注册证书，同时湖南“老干妈”之前在国家商标局获得的注册被注销。
孙国强现任贵州省副省长，“他能和陶华碧顺畅地交流，这是很不简单的。”贵州大学讲师熊昉告诉理财周报记者，“孙国强可以用很是直白的话把一些经济学的工具说的让陶华碧能听懂，还愿意照着做，陶华碧生长历程中做出的许多重要决定，可能都受过孙国强的影响。”
陶华碧险些背面政府官员打交道，作为省市区三级共管企业，“老干妈”的二期工程竣工仪式上，孙国强作为并不分担“老干妈”有关事情的副省长仍然受邀加入。坊间听说，只有他和龙永图是陶华碧愿意“买账”的人。
“我这么拼命搞，原来是在给你们打工哩”
纵然是扩至公司生产规模这样的事情上，陶华碧也坚持着自己顽强的谨慎。贵阳市官员在劝说陶华碧时也是倍感艰难，最后在市区两级主要官员的多次上门劝说下，陶华碧才勉强同意。
2003年，贵阳市一些政府领导曾建议陶华碧，可以资助“老干妈”公司借壳上市，融资扩至公司规模。
这个在其他企业看来求之不得的事情，却被陶华碧一口反对，陶华碧的回覆是：“什么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我对这些是懵的，我只晓得炒辣椒，我只干我会的。”有官员叹息，和“老干妈”谈融资搞多元化，比和外商谈投资还要难。
纵然是扩至公司生产规模这样的事情上，陶华碧也坚持着自己顽强的谨慎。贵阳市官员在劝说陶华碧时也是倍感艰难，最后在市区两级主要官员的多次上门劝说下，陶华碧才勉强同意。
现在，陶华碧险些不去位于她的办公室，疾驰座驾也很少使用，因为“坐着不舒服”。除了一个月两三次去厂房车间转转，她生活的全部就是和几个老太太打麻将。
有一天在麻将桌上，有人问她：“你赚了那么多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还这样拼命干什么?”陶华碧其时没回覆上来，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险些通宵未眠。
第二天，正遇上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按着会前的安排，作为董事长的她要给员工们讲一讲目今的经济形势，如何应对“入世”后的挑战，然后具体事情指标由总经理下达。
凭据陶华碧在果真场合谈话的老例，李贵山已经为她拟了一份讲话稿，陶华碧听了三遍，险些就能一次不差地背下来。
但在会上讲话时，她突然想起昨天那个问题，转换话题了：“有几个老姨妈问我，‘你已经那么多钱了，还苦哈哈的拼哪样哦?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出个味来� ？吹侥忝钦庑┩尥�，我想出点味来了：企业我带不走，这块牌牌我也拿不走。毛主席说过，未来是你们的。我一想呀，我这么拼命搞，原来是在给你们打工哩!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原理?为了你们自己，你们更要好好干呀!”
会场寂静几秒后，响起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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